| |
|
民间金融专题报道
|
|
|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相对于监管框架之中的正规金融，另一种力量由来以久，并在现存经济秩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广受关注的民间金融。从江浙、广东、福建的抬会、钱庄，到东北的“对缝”业务，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民间隐性金融也蓬勃发展，并逐渐以各具特色的样式与当地经济体结成血肉联系。应该承认的是，尽管备受歧视，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循环重要的一部分。
但长久以来，由于游离于现有法律和监管视野之外，民间金融非但得不到应有地位，更因为时有恶性事件发生而屡遭整肃。今年的宏观调控再次将民间金融推上风口浪尖：遭遇信贷紧缩的企业大量转向民间金融，各地借贷需求猛增，民间利率行情急升；由于民间金融的力量，客观上导致央行货币政策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失灵，宏观调控调而难控；另一方面，因为生存在监管盲区，民间金融的蓬勃活跃也给金融犯罪提供了契机，严重者甚至危及一方社会安定。
民间金融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并亮出明确监管思路的时候。
本组专题报道试图从现象调查入手，通过对民间金融典型个案的解析，透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其生存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并尝试给出政策建议。?
[B]观念认同资金充沛道德约束运作成熟[/B]
[B]温州法则：民间金融的地下之“舞”[/B]
３０００万的民间借贷化解了温州某民营企业张老板遭遇的一场资金危机。
“政策变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民间借贷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几十年来民间借贷对温州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面对记者，张老板显得有些激动。对记者一开始使用的“地下金融”一词，张老板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在他的眼里，民间借贷对他的企业，对温州经济的意义非同一般。
[B]敏感市场[/B]
今年上半年开始，全国金融试验区的温州同样受到紧缩风暴的影响，银行贷款开始收口。
张老板直接感受了这场风暴。去年从几家银行贷出的款项要逐批归还，按照以往经验，他可以“借新还旧”，新旧周转下来，资金使用不会受什么影响，但今年的情形急转而下，数家银行不但续借无门，有的银行甚至向他催还尚未到期的贷款。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转向民间借贷。”张老板无奈之下转向民间借贷，获取了３０００万资金，虽然资金成本比银行信贷高出不少，但至少保证了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影响。
据张老板介绍，温州民间借贷的形式有多种，包括个人、中介机构和企业等，能量非常大，有些借贷组织自有资金虽然有限，但却能在客户需要时运转几个亿甚至更多资金。
通常情况下，贷款利率由双方来协商决定，但一般不会偏离市场“行情”太远。由于温州民间借贷组织大量存在，而且运作相当成熟，市场已经能自动调节资金价格——市场利率。一般借款人如果此前有良好的信誉，而且每次借贷额度相对较高，利率会相对低些；反之，规模小或初次借贷利率会偏高。
温州民间金融市场敏捷地捕捉到今年宏观调控导致的资金紧张，并直接反映在市场利率的不断飙升上。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表明，今年１～７月份的民间利率持续上升，７月份民间借贷额达到６７３２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２３％；利率上涨更为惊人，７月最高突破２０厘，平均利率超过１２厘，是去年同期的１．５倍。
[B]生存法则[/B]
特有的温州模式令民间借贷保持低风险下的长久运行。
温州市银监局副局长张震宇向记者介绍，温州民间借贷能够平稳运作数十年，依赖的是一套不成文的“民间法则”：
商业传统：传统上温州人投资赚钱意识极强，往往能突破种种投资禁区攫取财富，因此带来对资金的广泛需求，为民间借贷提供了丰富的市场机会。
小农金融意识：温州人对市场交易和成本收益核算有着深刻理解，市场对借贷资金具有巨大的接纳性和利用度。温州人历来善于办金融、特别是小金融，有人为此戏称温州人“全民办金融”。
民间资本：大量民间节余资金的供给为民间借贷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现金偏好：温州经济以个体私营为主要特色，现金交易可以大大节约时间成本。
温州观念：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中介人与民众关系或是私下与政府的关系都很密切，当全国很多地方尚缺乏集体交流和讨论的机会时，流动性特强的温州人就总是喜欢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投资心得。与会者往往来自不同的部门和行业，通过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会，能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商谈解决方案，达成明确共识，在社交活动中促进相关行业和个人的进步。社会资本的通俗定义是“关系加信任”，而温州人具有“人帮人、人带人”的社会个性，注重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广泛传播。
出清机制：温州人在民间借钱时特别注重信誉，一旦违约，消息传播极快，违约者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由此形成民间借贷的自我约束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问卷调查表明，当地民间借贷仅１０．６％的借贷活动是双方不相识，而由他人介绍的。其余５１．５％的借贷双方是朋友关系，同时，民间借贷也很重视借款人以往的信用情况，借贷在固定双方之间的重复发生率较高。多重的社会关系和借贷活动的经常性都有利于借贷风险的信息沟通和防范。
而银监会温州监管分局副局长张震宇的调查同样表明，民间借贷用于新建企业流动资金的占２．９％，用于新建企业固定资产的占５．８％，用于原企业的流动资金的比例最高，达８０．２％，用于原企业的固定资产的占１１．１％。
[B]温州环境[/B]
温州民间借贷发展了几十年，靠什么维系它的生命力？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温州民间借贷维持这么多年，主要是依靠道德约束。温州民间借贷很注重借款的实际用途，大都会拒绝投机行为。”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院长戴天柱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有感触：民间借贷虽然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但经过多少年的习惯和运作，民间借贷一直活跃在市场上并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依靠的是道德约束力，来维系着民间借贷的持续发展。在民间借贷这一市场上，温州人的信用度很高。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并不依赖抵押或担保。问卷显示，８７．９％的借贷活动既无财产也无他人担保，基本上是一种信用担保；而有抵押或担保的分别只占５％和７％。
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在２００２年全市３００亿～３５０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中，真正出现社会风险性问题的资金只有２．８７亿元，占比不到１％。而当时全市银行的“两呆”贷款率在３％～４％之间。
民间资金相对缺乏，利用银行信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成为东北民间金融的一种典型方式
[B]东北通路：在“对缝”中生存[/B]
近两年王老板的生意做得不错。他加工的罐头蘑菇销往日本、韩国，尽管近来因为竞争加剧，利润越来越薄，但由于订单比较稳定，经营得还算顺手。惟一让他烦心的是有时流动资金周转不开：上一批货款还没收回，下一批订单就来了，他必须腾挪出一笔钱去收购鲜蘑。
但自从朋友介绍认识了“神通广大”的刘总，王老板的烦恼基本解除了。
现在资金不凑手时，王老板都会去刘总那里筹措。因为不是第一次，８０万借贷没几刻工夫就办妥了。当然，按照惯例，王老板要留下８万“会费”作为“保证金”，至于利息，今年行情见涨，１３％了，这还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一般人，怎么也得１６％、１７％，”刘总说。这个王老板信，刘总在这种事上说一不二，这个“会”里人都知道。好在王老板拿得准，最迟两个月自己就能还上这笔钱，算算利息，还负担得起。
[B]东北难题[/B]
在王老板所在的那个东北城市，刘总在老板圈子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自己开着一家颇具规模的食品企业，由于经营有道，这几年越做越大，已经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加上特别擅长政府公关，“路子硬”，是各家银行争抢的“香饽饽”，一年拿到一两个亿的银行授信不在话下，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一般老板钦羡甚至仰视。
其实刘的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资金，这些资金一直在刘的手中流进流出“生钱”，也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想进刘的圈子不容易，要有过硬的关系引荐，再打上三月五月的交道，最重要的是让刘认同自己的生意和经营，才可能“入会”进圈。
类似刘老板这样的“圈子”在东北并不少见，他们经营的这类生意东北话叫“对缝”——低价买高价卖，赚取中间差额——实质是银行授信宽松的企业对融资困难企业的“转贷”。
转贷者大都是银行认定的资产状况和资信度都较为良好的优质客户，他们将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再转贷给其他企业，获得利差。“对缝”在东北流行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东北地区多年来一直进行着痛苦的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不佳，造成银行早期投入的大量政策性贷款无法收回，银行呆坏账比率居高不下，因此严格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并在一定程度上紧缩对东北地区的资金投放；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现在已经基本占据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而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尚处于发展期，各种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尚不充足，向银行寻求贷款的过程中，大多因为抵押资产不足而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扩大生产规模，寻求担保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银行经营也已经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大部分贷款都投向经过银行或相关机构评估、资产状况和资信度都较为良好的的优质客户，以获得较好的收益并尽可能规避经营风险。但由于贷款困难，很多企业一旦获得授信，往往先争取贷款（有时不惜虚报项目）后寻找项目，一些优质客户也不例外，导致部分企业银行授信额度较大、本企业不能充分使用，但有利息压力的情况下，便产生了将获得的贷款再贷放出去的冲动。
一方面是抵押和担保都较为困难的中小企业存在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一些银行优质客户贷款闲置，需求与供给一拍即合，“对缝”的流行水到渠成。
[B]“对缝”玩法[/B]
据我们的调查了解，企业间转贷有着相对严密的组织，一方面出于保密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转贷的信用风险。流程大体如下：
首先，转贷的“东家”（即能拿到大量银行贷款的优质客户）多是较知名和较有实力的企业，他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与一些发展潜力较高而又较难得到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建立关系——既包括业务往来，也包括老总之间的个人交往。
其次，获得转贷的前提是必须“入会”，所以围绕“东家”，企业老板之间形成小型“俱乐部”，经常聚会，“东家”会经常到各会员企业“做客”，一方面加强联络信任，另一方面也了解会员的经营状况，以保证日后转贷的安全。
转贷虽然主要是“信用贷款”，但“会员”取得转贷款必须向“东家”交纳一定的“担保金”——称为“会费”，一般占贷款总额的１０％左右——以防范可能产生的“贷款”风险，同时约定，万一“会员”不能还款，将拿企业的货物作价偿债；在“俱乐部”中，一家企业的贷款次数有一定限制，一般每年只能“贷款”１～２次，不能连续“贷款”，“贷款”数额也有一定限制，一般多的能贷到１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少的也就是５０万元～１００万元；且多为短期贷款，期限多为三个月或半年，大多用来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东家”会因为与各“会员”关系和了解程度的不同而索取高出银行贷款利率１～２倍的利息。而借贷企业不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将被取消再次获得“贷款”的权利甚至被“俱乐部”除名。
[B]在钢丝上行走[/B]
与其他民间金融活动相似，东北地区企业间的转贷也蕴含着一定的潜在风险，且作为一种不合法行为，发生纠纷时往往较难解决，甚至牵涉到黑恶势力。
企业间转贷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尽管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推动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强调贷款动态监测，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分支机构对放出的款项监督力度仍然较差，柜台会计稍不留神，企业便可以轻易将所获贷款转贷出去而不被银行察觉，除非银行能下到企业内部实时监控，掌握每笔明细账——而这点银行一般无法做到。这就给转贷资金可能遭遇的风险埋下伏笔。
而一旦获得转贷款的企业不能按时还款，银行、转贷企业、借贷企业这一链是将受到巨大打击：“东家”一般都有一定的“背景”——通常是政府和行会的，也不乏“黑道”的——这既是对借贷企业还贷的威慑力，同时也是危机发生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由于银行在整个转贷的过程中不知情，最终蒙受损失的只能是银行。
断裂的链条最终要由银行收拾。至于愤怒的“东家”和从此可能在“圈子”里身败名裂的“会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进入监管者的视野。
[B]两岸四地经济生活一体化催动
广东渠道：游走在内外之间[/B]
“广东人做生意和我们浙江人不同。我们浙江人赚国内的钱多，广东人赚国外的钱多，更确切地说是国内和国外来回倒手赚钱。”在珠三角做了多年布匹生意的浙江商人黄老板深有感触。黄现在在广州某著名布匹市场有一大片档口，还在市场内办了一家担保公司，主要给市场内商贩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广东人一般不会找我们，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来钱路子。”黄老板笑着解释，“香港啊，国外啊，反正他们到外面去的钱多，从外面来的钱也多。”
黄老板不愧是一个精明的观察者，一下子就点出了广东民间金融的最大特点。
[B]游走在边缘[/B]
“别说现在银行惜贷，就是以前，我找过他们（银行），根本就没办法借出钱来。”在东莞做模具生意的台商林先生说起自己在内地银行碰壁的经历，仿佛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他们不借我干脆就不找他们借了。”林告诉记者，除了直接从香港融资或是从台湾融资后通过香港中转等方式外，他们的另一条融资渠道就是“中介”。
林所谓的“中介”既包括民间放贷者，也包括帮助他们实现资金在内地、香港、台湾之间自由流转的地下钱庄。在他看来，无论是通过香港中转还是直接在香港融资，手续都非常麻烦而且成本较高，不如地下通道的“中介”来得简便。据知情人士透露，东莞的一些地下钱庄最主要的业务不是私下吸储放贷，而是为当地的港台商人提供资金在两岸四地快速流转的地下通道。
地下钱庄一般有三种方式进行境内外资金转移：深圳到香港有很多直航航线，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就是通过“水客”将这些钱分批过境，也有可能是直接偷渡运送；第二种方法是与香港那边的走私公司相互配合做假单证，签订假的购货合同把钱汇出去；第三种是通过地下钱庄直接汇兑：具体办法是：境内“客户”将人民币现金和汇票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账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算出应支付的港币或美元数量并通知其在香港的合伙人，香港合伙人则从香港的银行账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账号，反之亦然。当境内收入的人民币大大超过支出时，地下钱庄再通过“专业户”换汇汇给香港合伙人，这些“专业户”的外汇来源主要是用假进口合同、报关单进行骗汇获取。更为“先进”的地下钱庄通常拥有自己的公司，通过与境外公司反复对敲业务，完全可以平衡收支。
[B]肥沃的土壤[/B]
广州海关人士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行货币走私的人动机各异，除了一些有组织的地下钱庄雇佣“水客”走私外，有不少货币来源于合法的资金。例如，广东以往有不少人在香港炒Ｈ股，甚至有香港证券公司的人士曾对媒体透露说，当时东莞虎门曾有人提着一大麻袋的现钞到香港要求开户。而部分港澳商人出于获取利润及图方便等考虑，也往往直接携带大量港币或人民币入境，人民币用于直接支付在内地企业的日常开支和原料采购等，港币则不仅可以直接支付外币工资，还可以通过地下汇市以高于银行的价格出售；在企业获得利润之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将获利带回香港。
“广东民间金融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不仅立足于当地民间融资的需要，更与两岸四地间的经贸往来密切相关。”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说，“对于珠三角这样一个与港澳台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地区来说，较为方便地实现资金的在四地间流动是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地上的路子走起来比较麻烦，地下的路子自然就会比较多。”
由于地缘关系，在粤、港、澳三地都有大量非本土货币在流通，据不完全的估计，仅以广东为主的华南地区现时正在流通的港币现钞就多达４００亿到５００亿元，港澳地区也有大量的人民币在流通。中国人民银行曾在去年１１月发布公告，准许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开展存款、兑换、流通等项业务。但这还不能完全适应粤、港、澳等地经贸往来的需要，于是，地下钱庄、货币走私等各种地下金融渠道就变得越来越活跃。
当然，一些非法资金的出入境往往也是通过这些地下渠道进行的。由于地缘相近，习俗相同，港澳地区流行的赛马、赌球、“六合彩”等在广东也非常盛行。根据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在去年年底的一项调查，去年广东省农村花在购买地下“六合彩”上的资金高达３３．２亿元，流失的金额估计达１３．３亿元。而广东每年花在赌球和赛马上的资金更是远远高于这个数。由于广东的地下“六合彩”、赌球和赌马大都是与港澳地区相联系的，三地间赌资的互相流动就需要借助这些地下渠道。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地下钱庄已经完全沦为了走私、洗钱的工具。在两年前破获的广东省汕头市许鹏展地下钱庄案中，许鹏展的地下钱庄曾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为汕头的走私交易提供了超过１８个亿的资金，并成了汕头走私集团洗钱的主要场所。
“广东的民间金融指向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投融资体系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和一些金融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挑战。”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的一位金融业研究人员这样总结。
[B]不要妖魔化民间金融[/B]
在民间金融最发达的温州，无论是企业老板还是银监局官员，都十分反感将当地的民间借贷活动称为“地下金融”或“地下钱庄”，在他们眼里，民间借贷已经成为身处其中的经济运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温州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而后者，往往与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犯罪联系在一起，属于政府整顿、取缔、打击的对象。
实际上，民间金融并非全都存在于暗处，也并非全都惧怕阳光。在温州、广东、东北，在更广大的地区，许多情形下它生机盎然，并在当地金融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民间借贷的发达，在此次宏观调控中，温州企业受到的打击要小得多；借助“对缝”的力量，东北民营经济才在痛苦的经济转型中挣扎长大；即使明确被圈定为非法经营的广东“地下钱庄”，其实也在两岸四地的经济流动中贡献颇多润滑力量……
“民间借贷利率虽然高些，但手续简便，需要随时可以借到；从银行贷款要找关系，办担保，还要给经办人回扣，实际成本不比民间借贷低！”精明的温州人青睐民间借贷，也自觉维护其运行秩序——在规模以百亿计的民间借贷活动中，真正发生风险的比例不足１％，当地不良率已经达标的正规金融机构都自愧弗如，更不用对比不良贷款比例动辄攀上两位数的国有银行老大们。
而如此“优良”的资产质量并不必然附之以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监督，在温州和东北，民间借贷风险控制基本依赖借贷信用，而这对巨无霸式的国有银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活泼生动的现实需求催生的民间金融有它独特的生存法则，在体制金融的空白处，它按照它的法则生存着并贡献着，民间借贷不是妖魔。
我们既然能够正视国有金融机构巨额的不良资产包袱、冗员和低效，不因问题重重而抛弃它们，也应该宽容民间金融，并在引导规范中让它更健康发展。
|
|
|
 |
|
<MMString:LoadString id="insertbar/flash" />
|
